“我反对”提供了一个起点

傅国涌

       [按：因为前几天姚立法先生被法律以外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我又想起了这篇旧文，总有一天，“我反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不再是一道孤独的风景线，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不是2007年初发生的“禁书”事件，《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这本书也许将和许许多多的书一样被淹没在茫茫书海当中，未必广为人知。悄悄出笼的“禁书令”无疑就是力度最大、无远弗届的广告。一夜之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几本被王朝遴选出来格杀勿论的书籍。在此之前，2006年10月就已出版的《我反对》确乎没有引起我的关注，其他有好几本书也是如此（如小说《新闻界》、《沧桑》，回忆录《风云侧记》，“年代怀旧丛书”等）。如果不是“禁书”，它们很可能被我当然还有许多人所忽略。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感谢“禁书”的始作甬者。

    说出“我反对”的这个人大代表是早已名闻国内外的姚立法，从1987年到1998年，在漫长的10多年间，他锲而不舍，单枪匹马四次参选人大代表，终于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其中的艰辛曲折痛苦可想而知。他创下了好多了个“第一”，如果不算1980年在高校举行的昙花一现的那次区级人大代表竞选试验，他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民间独立候选人，他是第一个自动向选民述职的人大代表，他是第一个申请停薪留职做专职代表的人大代表……他在人大会场不断地重复发出“我反对”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投出神圣的反对票，和那些一边倒的支持票形成巨大反差。他在任职的5年间，提出了187个建议案，占当地人大全部建议案的1/3，平均每星期就要提一个建议案，几乎触及当地所有权力部门的问题，包括政府拖欠教师工资、乡镇干部逼死农民、非法拘禁农民、司法判决不公、城管野蛮执法、形象工程劳民伤财、非法撤换民选村长、挪卡社会保障金和灾害捐款等。他的建议案都经过实地调查，以事实为依据，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他的存在让当地权势者恨得牙痒痒的，无不想去之而后快。由此显示出一个普通的基层人大代表能量之大、威力之大。这5年，他的经历惊心动魄，也因此感动了中国和世界，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们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是假的，从代表侯选人的产生、选举过程到开会、通过议案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箱作业、严格控制的，非官方选择的独立候选人几乎没多少机会胜出，即使有偶然性，进了那个黑压压一片的会场也不会有所作为。大多数代表都是官员或者是官员精心挑选的听话、可靠的人。这样的人大，从下到上，所有官员都不会把它当回事，也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无非是演戏，是玩一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政治游戏。姚立法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长期扳结的格局，他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他弄假成真、假戏真做，他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人大代表，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这个角色的权利说话行事。在层出不穷的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面前，他不断地说出“我反对”，即使明知无效，他也要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的真实意愿。这一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像在一汪死水中投了一块微不足道的小石子，注定要漾起波澜，甚至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他的5年任期转瞬即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势力量动用一切卑鄙手段，一切见不得阳光的伎俩，乃至置明目张胆的违法而不顾，阻止他的连任，他的落选是没有悬念的。令权势者想不到的是，他们成功地将姚立法挡在了新一届人大会的门外，然而种子已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播下了，这位“姚代表”依然受到老百姓的无比信赖，成为民间社会的精神领袖，哪怕没有了人大代表的身份，他以公民身份一样可以服务社会。就在那一年（2003年），在偏处一隅的潜江市，竟然有41个普通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他们中有农民、退休教师、下岗工人、村干部，有残疾人，还有收破烂为生的农民，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年过70。选举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落选。其实，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意义，在和他们血脉相连的大地上，一旦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同他们一样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认死理，把写在纸上的假宪法、假法律当真，依照这些本来只是用来欺世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站直了做人，不怕失败，不畏强权，那么，这块铁板焊接的土地也迟早会长出诱人的新绿来，在千年的铁锈专制上开出美丽的奇葩。朱凌说他们是41粒“微尘”，在我看来，他们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和起源，他们是一切，他们是天，他们比那些衣冠楚楚、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更能够代表一个真实的当下中国，如果这个古老国度还有希望的话，希望也在他们的身上。

当姚立法一个人喊出“我反对”，异质的因子就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出现，变化由此开始，即使99%的支持声浪也吞没不了他一个人的反对声。他给中国做了一次经典性的示范，给今天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线索，给历史留下了一份有份量、有启发的案卷。作为来自民间的独立候选人，在他之后，在全国各地，农民、工人、教师、业主当中都有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场里，从南到北，从北京到各省、市、县，都已经出现“我反对”的声音。尽管大大小小的权势利益集团无时无地不在压制、打击、封杀这样的声音，尽管现有体制框架对于公民参政的限制如此严苛、不可理喻，姚立法他们的实践本身仍然顽强地证明，历史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攥在那些冥顽不训的权贵手中。

如果权势力量继续要堵死普通公民自发参选人大代表这条路，终有一天将付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沉重代价。我们必须看到，如果姚立法们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所作的全部实践努力都归无效，那么现存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有识、有志、有良心的人们将选择另外的方式表达“我反对”，这将意味着什么，乃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出现在会场内的“我反对”声音，往往要比广场上群情激愤的“我们反对”更具有理性、可操作性。宪政的成功靠什么？宪政不是天上飘落的花瓣，它靠的是不断的累积，个案实例的累积，制度化的演进，积少成多的演进，积少胜为大胜，逐步渐进，和暴动起义、宫廷政变所标志的以暴易暴、一夜突变不一样处，就在于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起步，更多地立足于现实可行性和人的理性能力，不怕体制的局限性，有一点阳光就能灿烂，不问成败，只问努力，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从晚清的咨议局、资政院开端，我们本来也有可能迈向真的宪政。从现有的人大制度出发，我们也并非一定不能抵达宪政的彼岸。打破一切、炉灶重起的代价，远大于对现有制度框架进行改造，嫁接出一个新制度。这一选择虽然不过瘾、不合乎推倒一切的革命宏图大愿，但相比之下代价小、成本轻，是值得尝试的一条重要路径。姚立法，一个普通公民因此而成为过渡时代的一个符号。他来自民间，根在民间，他的政治实践表明，事在人为，即使在极为有限的参政空间内，一个草根平民依然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他的努力可能在根本上推动整个的制度变革。